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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留学被视为高考之外的另一条求学之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留学成为越来越多有能力和意愿的家庭的选择，其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众多中国学子的首选。与20年前以研究生、博士生为主的留学群体不同，大量的中国本科留学生不仅改变了美国高校的学生构成，也对中国家庭与社会构成了深层次的影响。
留学究竟是一条捷径，还是充满了未知的挑战？推动中国学生留学的复杂因素究竟是什么？随着留学群体的低龄化，年轻的90后和00后在异国他乡会经历什么？他们的内心世界有着怎样的困惑与不安？近日，《留学的孩子》一书的作者、雪城大学马克斯维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马颖毅、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助理傅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分校实验学校教师袁媛做客耶鲁北京中心，共同探讨当下中国留学生的现状与遇到的问题。
留学是否真的是更好的选择？
与高考这条独木桥相比，留学是否真的是更好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在中国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股“留美热”，这一浪潮至今仍未消退。然而，与公费出国的上一代留学生不同，新一代中国留学生不再是极少数的文化和学术精英，他们来自经济条件较好的中产阶级家庭，能够自掏腰包去美国读本科，既怀揣着通过国际化教育在全球舞台大展宏图的野心，却也因中美两国在教育体制、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上的差异而深感焦虑。
马颖毅历时7年，深入美国50多所高校和中国的9所高中，通过507名留学生的调研样本和108位亲历者的讲述，以详实的数据和真实的材料勾勒出新一代留美中国本科生群体的多元面貌。逃离高考的压力、追求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积累全球化资本、体验不同的文化……在《留学的孩子》一书中，马颖毅揭示了推动中国学生留学的复杂因素及中美教育体系的差异，深入探讨了中国学生在美国课堂上“沉默的螺旋”现象，以及“自我保护”背后的文化差异和心理压力。
当下的留学生，选择留学的目的到底都是什么？活动现场，面对这一提问，马颖毅表示，自己曾经也是留学的孩子，但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条件和签证政策，自费留学几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我1996年上南京大学……我们这一代留学的孩子，基本只有一条路径就是去美国读研究生院，由美国研究生院给我们买单，也就是我走的路。”
截至目前，马颖毅已任教18年。这18年中，马颖毅陆续观察到有来自中国的本科生出现在她的课堂上，“我知道他们是自费来的……我觉得他们跟我们这一代很不同，这其实是我的创作初衷——我想了解他们跟我们有怎样的不同。”在面对这些自费来到美国留学的孩子时，马颖毅产生了一些预设，“我觉得的确是这样：这体现出时代的变迁……他们没有参加高考，我想，他们是否没有应试压力？”而在美国媒体报道中，这些留学生往往有着令人“惊悚”的描述：他们开着名贵的豪车，行驶在美国的大农村，“我想是否可以做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平衡、更加系统的研究。”马颖毅如是讲述着自己的创作初衷。
父母希望孩子有不一样的体验
在马颖毅看来，留学的故事被分为三个阶段：来美国之前（包括申请的过程）社交和学业上的双重压力以及毕业的安排。马颖毅表示，从留学生们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们感受到了中美两国教育体制的巨大不同，“这个不同从好的方面来说，能够集中两国教育体制的优点；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产生了很大的焦虑。现在的很多本科生，他们要进行所谓的‘博雅教育’——就是通识教育，无论是学工程还是社科，都要进行通识教育，要有挑战。了解美国文化，结交美国朋友，能不能做到？”
正如马颖毅在《留学的孩子》一书中所说，“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市场，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来自资源更丰富、更多接触西方文化的城市地区的人，已经将他们对教育的渴望扩展到了国外。出国留学，特别是在美国留学，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名望光环’，而且比以往更加容易实现。过去，只有精英阶层——包括政治、经济和学术精英——才能够凭借人脉、资金或学历背景实现出国留学的愿望。然而，随着如今中产阶层的崛起以及其支付美国大学学费能力的不断提升，许多普通中国家庭的学生已经加入了出国留学的行列。这种‘名望光环’催生了一种留学文化，而美国则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从经济的角度而言，马颖毅说，当初很多人选择留学是想要“镀金”，以便能够帮助自己在国内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但作为马颖毅研究对象的大部分本科生的选择是继续在美国读研究生，“无论是哪里的父母都一样，不仅仅是中国父母这样，都想复制自己的优势地位，无论是教育还是经济实力。怎么复制？教育改变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送孩子去读得更多，本科、研究生继续往上读，这是垂直面向；还有水平面向，读排名更高的学校。这两个层面，出国留学相对来说都能比较容易实现。”
而另外一个动机，则如同袁媛所说：父母希望孩子有不一样的体验，“比如全人教育，比如更加人性化的教育，比如更加全面的发展。”马颖毅在书中曾经提到，全面教育的概念与全人儿童（the whole child）的概念有关，即在学业、体育、音乐、艺术和社交等所有领域都有所发展的儿童。这种认为美国高等教育比中国教育更有利于全面发展的看法，反映了中国社会对于美国自由教育的想象，它推动着中国学生涌向美国，“作为中国崛起的中产阶层或中上阶层的一部分，他们希望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去美国留学正是他们的愿望，也是他们能够负担得起的。”
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如何理解教育
那么，留学之后会面临哪些困难？在马颖毅这种困难不止是文化的冲击，或多或少也会在生活方式上产生困惑。马颖毅举例说，不少中国学生到了美国后往往会表现出严重的拖延症。“我在美国读研究生院时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词，起初还不以为然，不就是拖着不做吗？至于用一个精神病理的词汇来定义吗？后来我发现之所以上升为‘症’，确实是一种心理问题。”
马颖毅进一步解释，“这些孩子在国内不光有家长帮，还有老师帮，各种提醒，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构在那儿。但是你出去以后，没有这样的结构。中国的考试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天天考。但美国很多课没有考试，比如我的课很少有考试，或者做演讲，或者写作课题，做报告，那都是长期的。所以学生一定要有长期规划，怎样把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然后逐一解决的能力。我忽然间发现，中国学生不太有这种训练。”
作为中学老师的袁媛对此感同身受，“初中毕业到我们这里读高一的孩子，第一件事是习惯的改变，我们跟家长沟通，做国际课程的家庭，如何帮助孩子度过过渡阶段……我们很多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发现怎么没有作业呢？这正常吗？家长也慌了，孩子也没跟我说没作业，是不是他有什么事瞒着我了，反而制造了焦虑。其实刚开始要做的第一件事解决过渡心态。至于分数，我们说为英国、美国准备的那些硬指标都是战术。战略先调整，战略就是家长们的心态和孩子们的习惯。”
对于这一现象，傅强也有自己的观察，“如果你有孩子，今天他有没有功课，谁负责做？你负责还是孩子负责？很多家长回家会盯作业，孩子没有独立性，没有机会失败。每天盯孩子的功课是家长的任务还是老师的任务？如果家长每天参与孩子的作业，结果可能是好的，但孩子没有培养自信独立。这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中产阶级以上压力非常大，中产阶级以下他们不在乎，特别是乡村的孩子，只有10%的学生从本科毕业。”
就业问题背后同样体现出中美两国的认知差异。“在中国，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但没有人会质疑还要不要上大学。美国不一样，他们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上学时的贷款还不上，就会质疑大学存在的意义。”马颖毅说，“这里面有社会结构上的差异，也有价值观上的不同。”
在书中，马颖毅这样表示：新一代中国留学生所体现的雄心与忧心的双重性，也反映在他们的父母、家族以及同龄人群体中。某种程度上，这种双重性源自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及中上阶层家庭维持自身社会地位并将之传承给下一代的愿望。留学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交流的过程。通过关注这一群体，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才流动和社会变迁，进而反观变化中的中国社会如何理解教育，理解未来，乃至理解自己的国家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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