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高考
一、突然被抛入残酷的世界
当被问到为什么需要这份时薪18刀的办公室助理兼职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大二学生郑灵璐没有犹豫，回答，“My mom got a bankruptcy, so I do need money to support my life.”（我的母亲破产了，我需要这些钱来支撑我的生活）这是第三轮面试了，她必须要得到这份工作。
一整个月，她都在反复面试学校里的兼职。受挫是家常便饭，一次她在图书馆的研讨室里面试，预定的半小时结束后，后面的人敲门把她赶了出来，她只能抱着电脑向外走，走廊很吵，她什么也听不见，只能胡乱应付，对面的人皱了下眉，后面的细节她记不清了，“反正最后这份工作黄了”。
之前的生活仿佛一个漫长的梦。母亲的生意遭受危机前，郑灵璐最享受的就是和闺蜜四处度假，不计金钱，只为体验感。洛杉矶大熊湖旁租的小木屋，围在壁炉前过圣诞，900多刀一晚的酒店连续住一周，窗外是望不到头的花园，客厅内放一台古典钢琴，每天的下午茶送到卧室。当然，母亲每次都会给额外报销。
现在，她必须拒绝好友的出游邀请，“大概存一年的钱才能和她出去玩一次吧”。
对一些留学生而言，“断供”来得猝不及防。他们的父母大多乘着时代红利白手起家，迈入中产。他们的子女得以走出国门，接受教育——当然，不必像早年留学生那样勤工俭学，永远为生计发愁。
他们的账户上会每个月定期出现不菲的生活费，就连留学的目的也说得没那么功利性，“出去看看，开阔视野。”近几年，他们的父母在时代的浪潮中频频遇险，账户上的金钱变少了，甚至没有了，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们并未做好自立的准备，便被抛入真实的世界。
郑灵璐的母亲曾在一座二线城市经营5所K12教育（被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采用，涵盖幼儿园到高中全年级的教育体系）学校。疫情初始，禁止线下聚集，很多家长选择退课，但工资房租得照付，家里开始亏钱，母亲让她别担心，“等到疫情结束会好的”。第二年，“没给任何缓冲时间”，教培行业风向变了。母亲做了备选，投资了一些实体餐饮，“但你知道的，又赔了很多钱”。
之前，母亲曾给她存下几百万留学和创业的钱，最初是“创业的钱没了，但留学钱应该还有”，直到有一天，母亲打电话来大哭，“所有的店必须关掉”，并向她解释，如果申请破产，未来可能坐飞机都不行，母亲选择注销企业，所有损失由个人承担，包括赔付许多十几年的老员工。
一眨眼，供她读书可能需要卖掉最后一套自住的老房子以及动用养老金。挂下电话，这个20岁的女孩手指在颤抖，加州的小木屋再也不会有了，家里尚能承担学费，生活费砍半。
破产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但若仔细回想，一切早有预兆。去年年初，英国格拉斯哥的大二下学期刚刚开始，陈婕例行和母亲通话，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家里的经济不行了，要有个心理准备”，她感觉自己头脑空白，无法思考，挂电话后愣了一会儿，完全无法接受。
母亲做金融咨询，平常也会炒点股，在陈婕印象中生意一直不错，还专门给她开了200万的留学账户。但问题出在投资失误，抱着试试的心态，母亲被熟人拉进了资金盘，结果越投越多，甚至把留学的钱也投进去了。崩盘那一刻，以传销定罪，所有的钱上缴，国内抓到3个人，剩下的全跑缅甸，受害者都只能自认倒霉，家里破产了。
有段时间，陈婕感觉母亲赚得特别多，生活费也高了，但她不懂金融，以为只是投资的产品回报率高，现在想想，“哪有这么容易赚的钱呢？”
何野家里的四个工厂主要做加工，通常是先付定金，交货后付清尾款，因此要垫付很多材料费。疫情期间遭遇限电，规定只能特定时间开工，或者干脆不给开工，从5月份起，很多订单只能退款，出现负支出，现金流收紧，但还能负担他即将开始的研究生学费和生活费。
当年八月初，他同时准备国内秋招，收到第一份工作offer。父亲说，“你不是还要再读书吗？那就拒掉呗”，没过两天，又对何野说，“你要不把它接了？工作还挺好的”，他解释已经拒了，父亲的语气变了，“你这是想留美国不回来了？我这辈子都学不会英语去不了美国，国内有份稳定的工作多好”，现在回想起来，这大概是家里出事的最初信号。
等到9、10月份，他陆续收到多个研究生offer。第一个录取通知来自波士顿大学，父亲看了眼预算开销，一年60多万，直接给了两个字，“没钱”。他才知道，家里已经完全没有订单了。
何野的父亲一直致力于做“伟大的实业家”，用他的话来说，“一切房地产、同金融挂钩的产品都是投机倒把行为”，坚决贯彻“房住不炒”（因此没有任何房地产投资）——当然，鸡蛋都在同一个篮子，抗风险能力会比较差。
为了垫付材料费，最糟的时候抵押了一半的房子给银行。母亲后来算账给他听，一共四个厂，只有一个还在盈利，有一个从疫情开始就亏钱，拖到现在已经是天文数字，“三年亏的钱大概够我在波士顿读十多年吧”。
本科填志愿时，出于对金融的警惕，父亲没让何野学商科，而是选择了“好专业”电子科学与技术。毕业后，何野选择出国的主要目的是玩玩，正好家里又有点钱，听说某个学长去的大学不需要语言成绩，他想都没想，随便申请了光学硕士。如今的断供，发生在他准备读二硕前。
至于读二硕的原因，是他后来才发现，自己随便申的大学排名只能挤进QS1000，因此得换回电子方向，把一硕的学历“洗”一下。他长叹一声，“但凡我本科不是华科就接受了。”言下之意，这QS1000的学校实在是给985的母校丢脸了。讲到这儿，何野的语气仍然轻松，带着点玩味和好笑，放在如今的社交网络上，这可能就是人们苦寻的“松弛感”吧。
二、没钱就过没钱的生活
走，还是留，是横亘在每个断供的留学生面前的难题。郑灵璐选择留下继续读书。她家里仍能支付学费和大部分房租，剩下的就要靠自己了。
最初，为了控制开销，她每天掐着下午两点只吃一顿饭，饿了就去星巴克门口闻闻咖啡味儿，也在学校领过快要过期的蔬菜，“口感一般”，她说。节假日，她去蹭学校社团定点发放的免费饭，人群挤满了整条路，她排了两个小时，最后拿到了一份盒饭，如今已经记不清味道，“只是想尽办法薅点羊毛”。
那段时间，美国物价疯涨，郑灵璐搬了家，同朋友合租，3000刀只有一间卧室和客厅，她们用窗帘隔出房间，每人只剩一张床垫的位置，每天就坐在上面吃饭。她时常会想起之前寄宿时住的别墅，有自己单独的卧室和卫生间，宽敞明亮，夏天没事时就能泡在院子里的泳池里。
她每天晚上都在哭。最好的朋友知道后，经常会安慰她，但她会偶尔感到害怕，“还能同她们社交和出去玩吗？”生平第一次，她体会到贫穷带来的窘迫。如果和朋友下馆子，即使是最普通的饭馆，也意味着之后饿上两天。
曾经她们很少AA，轮流请客，每个项目一人付钱，现在她会敏感地察觉到谁多付了点，谁少付了点，吃饭和打车的钱明显不匹配，这点差异非常刺眼，她会在默认请客时出声，“我跟你AA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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