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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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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也。安为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初为县功曹，奉檄诣从事，从事因安致书于令。安日：“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持。”辞不肯受，从事惧然而止。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谋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举安拜楚郡太守。是时英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
建初八年，迁太仆。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云上书：“北虏既已和亲，宜还其生口①，以安慰之。”诏百官议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谲诈，求欲无厌。既得生口，当复妄自夸大，不可开许。安独曰：“北虏遣使奉献和亲，有得边生口者，辄以归汉，此明其畏威，而非先违约也。不宜负信于戎狄，还之足示中国优贷，而使边人得安，诚便。”司徒桓虞改议从安。太尉郑弘恨之，曰：“诸言当还生口者，皆为不忠。”司隶校尉举奏，安等皆上印绶谢。肃宗诏报曰：“久议沈滞，各有所志。盖策由众定，君何尤而深谢?”帝竟从安议。
章和元年，代桓虞为司徒。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后兄车骑将军宪北击匈奴，安与九卿诣朝堂上书诔，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辄寝。诸卿稍自引止，惟安独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争者十上。太后不听，众皆为之危惧，安正色自若。
窦宪既出，而弟执金吾景专威权，公于京师使客遮道夺人财物。有司畏惮，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惊惑吏人，当伏显诛，寝不报。窦氏大恨。但安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注］①生口：指俘虏。
（节选自《后汉书》）
4、对下列句子中加粗的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以为阿附反虏 阿：偏袒
B．不宜负信于戎狄 信：信用
C．太尉郑弘恨之 恨：痛恨
D．何尤而深谢 谢：谢罪
5、以下各组句子全都表现袁安正直的一组是（3分）
①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待
②安等皆上印绶谢
③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
④此明其畏威，而非先违约也
⑤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
⑥ 但安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A．①③⑥ B．①④⑤ C．②③⑤． D．②④⑥
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永平十三年，楚王刘英阴谋叛乱，受牵连并被逮捕的有数千人，有人因痛苦不堪而屈招，袁安把那些没有明确证据的犯人放了出来，遭到府丞、掾史的反对。
B. 元和二年，袁安同意武威太守孟云的说法，应该将俘虏归还，以此来安抚他们，但公卿都说夷狄狡诈，不能同意他们的看法，司徒桓虞支持袁安，皇帝最终不得已听从了袁安的建议。
C. 章和元年，窦宪北击匈奴，袁安与九卿认为匈奴不犯边塞，上书都被搁置不发。九卿不再坚持。惟有袁安不肯改变，太后不听从，众人都为他感到危险恐惧，然而袁安神色自若。
D. 袁安平素行为高尚，由于袁安弹劾窦景派门客拦路抢夺百姓财物，应当受到处罚。但奏章被搁置没有回音，由此，窦氏家族十分忌恨。
7.翻译文中划线的句子（8分）
（1）初为县功曹，奉檄诣从事，从事因安致书于令。
（2）诏百官议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谲诈，求欲无厌。
参考答案
4、C（“恨”应解释为“不满”）
5、B（②不是袁安所为；⑥不能表现袁安的正直。）
6、B（“皇帝最终不得已”文中没有根据。）
7、（1）起初任县功曹，携带着檄文见从事，从事通过袁安送信给县令。（“诣”“因”“致”各1分，文通字顺1分。）
（2）（皇帝）下诏（命）百官（在）朝堂上商议，公卿都说夷狄狡诈，贪心从不满足（“诏” “于”“厌”各1分，文通字顺1分。）
附译文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袁安为人严肃庄重有威望，受到当地人尊敬。起初任县功曹，携带着檄文见从事，从事通过袁安送信给县令。袁安说：“公事有邮驿办理，私下请求则不是功曹所应做的。”推辞而没有接受，从事因害怕而没再请托。
永平十三年，楚王刘英阴谋叛乱，此事交由郡审理。第二年，三府推举袁安任命他为楚郡太守。此时刘英供辞所牵连并被逮捕的有数千人，显宗十分愤怒，官吏追查十分急迫，被捕的人因痛苦不堪而屈招，惨死的人很多。袁安到郡后，不进官府，先去审查案件，查出那些没有明确证据的犯人，上奏要求放他们出狱。府丞、掾史都叩头力争，认为这是偏袒附和反叛之人，在法律上是同罪，不同意他的做法。袁安说：“如果有不符合实情的，我自当承担罪责，不会因此连累你们。”于是分条详细上奏。皇帝醒悟了，立即批复同意，因此有四百多家得以出狱。
建初八年，升任太仆。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云上奏：“北虏既然已经和亲，我们应该将俘虏归还他们，以此来安抚他们。”皇帝召百官在朝堂上商议。公卿都说夷狄狡诈，贪心从不满足，得到我们归还的俘虏之后，就会狂妄自大，因而不能同意。惟独袁安说：“北虏遣使奉献贡礼和亲，在边境捕获到人口时，便把他们交还我方，这是表明他们畏惧威严，而不是首先违背誓约。不应该对戎狄失信，放俘虏回去足以显示我们中原的优待和宽容，又使边境百姓得到安定，确实是有利的。”司徒桓虞改变看法而依从袁安。太尉郑弘不满，说：“各位说应当归还俘虏的，都是不忠之人。”司隶校尉也上奏，袁安等人都上交印绶谢罪。肃宗下诏回复说：“议而不决，各持己见。凡政策都由众人决定，你有什么过错而深深谢罪？”皇帝最终听从了袁安的建议。
章和元年，代桓虞任司徒。和帝即位，窦太后掌管朝政，太后兄车骑将军窦宪北击匈奴，袁安与九卿到朝廷上书劝谏，认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我们却无故兴师远途跋涉，浪费国家财用，到万里之外去求取功劳，这不是为国家考虑的上策。然而接连几次上书都被搁置不发。九卿也都渐渐不再上奏。惟有袁安坚持正道不肯改变，直至摘下官帽在朝廷上争论了十几次。太后不听从，众人都为他感到危险恐惧，然而袁安神色自若。
窦宪出征之后，他的弟弟执金吾窦景专掌大权，公然在京师派门客拦路抢夺百姓财物。有关主管官员害怕，不敢上报。袁安便弹劾窦景使官民不安，应当受到公开的处罚。奏章被搁置没有回音。窦氏家族十分忌恨。但袁安平素行为高尚，因此也找不出什么陷害他的把柄。
作品鉴赏
《后汉书》具有某些唯物主义的思想。《史记》《汉书》等史书，在本纪中都有不少神化帝王之词，如刘邦母“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而范晔写刘秀出生，直书“钦生光武”，未有神怪之词。又如他写史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揭露统治者的腐朽和暴虐，记录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反抗斗争，歌颂正直、廉洁的官吏和士人。这些都表明了他的思想中，有些唯物主义的观点。
《后汉书》具有反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作者专门为妇女立传，称赞品德高尚和有才能的妇女，如记载鲍宣妻桓少君，打破世俗偏见，脱下贵妇装束，“更著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他还冲破“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束缚，为先后三嫁的才女蔡琰立传，赞扬妇女改嫁不守节，他在一千多年前歧视妇女的封建社会里，能立《列女传》打破世俗偏见，这种思想和勇气是可贵的，与后来的史书专为“贞洁”“节操”妇女而立的《烈女传》相比，更说明他具有反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
《后汉书》具有人民性的思想。如记载明帝省刑罚，“劝督农桑”，多次下诏“赐天下男子爵”，救济鳏寡孤独，死前又下诏“无起寝庙”“无得起坟”。又如他在《逸民传》中，记载许多学识渊博、品德优良的士人，为这些中下层人士立传，而一些卿相则未立传。他还记录了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黄巾起义等史实，这些都说明他的人民性，这种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
《后汉书》歌颂正直、廉洁的官吏和士人。朱晖不巴结权贵，明帝“舅新阳侯阴就慕晖贤，自往侯之，晖避不见。复遣家主致礼，晖遂闭门不受”；又清廉，任临淮太守，“屏居野泽，布衣蔬食，不与邑里通”；但却救济他人，同县人张堪曾以妻子托咐，堪死后，“晖闻其妻子贫困，乃自往侯视，厚赈赌之”，南阳大饥，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放旧之分赢者”。李团向顺帝举荐人才，对贪官恶吏上书劫奏，“帝纳其言，于是下诏诸州劫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无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秽重罪，收付诏狱”；冲帝时任太尉，受梁太后的重用，但遭梁冀的猜忌而被免官，后又诬陷下狱，太后赦出狱时，百姓称万岁，梁冀“畏固名德终为己害，万更据奏前事”竟将他杀害。陈蕃任乐安太守，梁冀“时遗书诣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求渴，蕃怒，笞杀之”。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范晔的爱憎分明，也是比《汉书》进步之处。
《后汉书》不以刘汉为正统。范晔写史无正统思想，他在《儒林列传》论中称献帝为昏主，称袁绍、曹操等为群英。在《袁绍传》中认为袁绍可以代汉，未有谴责袁术之词。李瓒对儿子宣等说：“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必归曹氏”。何颐见曹操时，对人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都说曹可以取代刘汉，这种写史不以当代帝王为正统的观点，也是进步的。
作者简介
范晔（398―445），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南朝宋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彭城王刘义康参军，因触犯之，被贬为宣城太守；后又因参与密谋拥立刘义康之事被人告发，入狱被杀。史称范晔博涉经史，善为文章，通晓音律，颇以才气自负，对自己的杂传论赞之文笔识见，亦颇为得意。范晔不得志时，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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